中国性解放60年:本能与观念的对接
来源:昆明信息港发布时间:2009-07-16 10:05:30进入社区

一方面,中国的性产业很发达,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产在中国,另一方面,固有的对于传统性观念的管制却很严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李银河说,曾经在中国,性就像一个被丢掉的婴孩,不受宠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性的话题又重新变得坦然。当婚前性行为、试婚、婚外恋、未婚生子等等这些与“性解放”密切联系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60年的光景,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马古语中说:“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从“有没有子女”到“有没有快乐”

“男女授受不亲”的成规一直都让中国人对性有一种谨慎的戒防。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汉、唐开放的年岁,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观念和身体仍被保守思想禁锢着。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性”乃最大禁区之一。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性学专家马晓年在回顾解放初那会儿的感受时,十分感慨,“最初对于性哪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遐想,性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对于性,“前30年控制得很厉害”。那一时期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从1949年到1977年的这个阶段被看作中国性教育的禁闭阶段。然而,也有人企图冲破禁忌。1955年,由北京的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三位医生联合编写的《性的知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性科学专著。书中有男女性交时生殖器官状态的剖面图,还介绍了一些避孕方法。“事实上,固有观念对于性的控制仍然很厉害。其中一个医生在文革的时候还因为这本书被迫害死了。”马晓年不无惋惜地说。

中国人真正感受到性观念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看起来和性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人此前性是为了生育的观念。人们逐渐地感悟出,原来性也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这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很多人因此才发现原来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那以后,人们意识到性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到台面上了,于是在1988年,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性学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性医学刚刚兴起,那时候少数几家医院成立了门诊。当时来看阳痿等男性病的人很多,每天门诊前都堵满了人,很多人在文革时期就感觉到了问题,但却等了十几二十年才来看病。尽管人们在医生面前对性已少有避讳,但传统观念的束缚依然存在。当时我们想拍个影像记录下来,就取门诊前一个镜头,本来门诊前堵满的人一看有机器拍一下次全跑光了。”马晓年笑着说。

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进发,中国人也逐渐接受各种新的性观念,并开始乐于将其付诸实践。中国的性观念日趋多元、开放。

从“性格不和”到“性不和”

一位社会学家说,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他只说对了一半,女人对性的禁忌不只是因为社会的属性,也因为生理的属性。于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性观念的改变显然更为明显。专家指出,这一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从而使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自身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出来。

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女性的这一变化。上90年代初期,更多的文学作品是抒发性经验的表达,如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以后,在“女性文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身体写作”的时尚女性文学,卫慧以《上海宝贝》中更加赤裸的文字向人们展示都市年轻女性的性观念,还有棉棉、安妮宝贝等;2003年最为轰动的当属木子美的《遗情书》,其中露骨的性描写让其一夜成名。

这些作品传递的大量性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女性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原来的羞于启齿,到欲说还休,再到公开讨论,最后到质量的要求,其间的变化翻天覆地。

编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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